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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地缘变动,令旅游类上市公司都陷入波动,有些公司从高点回落正逐步修复,有些公司市值重回疫情谷底,而美国GDS公司Sabre市值甚至跌破疫情期间的低点,令人难以忽视。
作为全球三大GDS公司之一,年EBITDA超过五亿美元,为何市值连独角兽标准(10亿美元)都难以达到(Sabre在2015-2016年的市值几度突破80亿美元)?我们试图用产业结构的未来性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5亿的EBITDA,
挡不住5亿的债务利息
若单看营运数字,Sabre的2024年表现其实并不差。Q4的EBITDA达1.15亿美元,全年更达到5.17亿美元,收入也约为Amadeus的一半,不是一家失能的产业老二。
然而这样的盈利能力,在债务负担下显得毫无意义。Sabre年度的利息支出与债务重整损失合计高达5.48亿美元,已经超过EBITDA本身,全年亏损2.79亿美元的结果,自然不让人意外。
这并非经营效率的问题,而是商业模式已被财务体质拖累。类似的情况,并非Sabre所独有,而是许多疫情期间大举举债的旅游企业,如今共同面对的现实。
AI是救命仙丹,
还是温水煮青蛙?
然而,市场对Sabre的信心下滑,不只是因为过去,而是对未来的迟疑;未来会更坏还是更好?这才是投资者真正关心的问题。
AI作为旅游产业的新基础设施,既被寄予厚望,同时也潜藏解构原有商业模式的破坏力。它究竟是GDS的解药,还是毒药?
短期看来,答案偏乐观。从ChatGPT Plugin到Google Gemini Travel Planner,AI在重新定义旅游产品的搜寻与推荐逻辑时,仍高度依赖GDS提供的API查询票价与座位信息。Amadeus与Sabre都推出了API开发工具包,让自己成为AI与航司信息的连接者。
在这个过渡时期,在消费者的行为动线上,AI只是在OTA前面的新流量入口,GDS仍属AI流量的受益者。
消费动线会否悄然改道?
但这样的依赖,是否会永久存在?我们以不卖票(不做站内交易)的Google Flights为例,可以看到潜在的风险。
虽然其基础是Google于2010年收购的ITA Software系统,原本也倚赖GDS数据为核心,但近年它已逐步与航空公司(尤其是有采用NDC的航司)、OTA(如Expedia、Trip.com)及元搜索引擎(如Skyscanner)建立直连。
Google Flights虽然不直接跳过GDS,但是它所对接的航空公司可能已自建NDC或使用Amadeus/Sabre的NDC平台,OTA与元搜索引擎则已接入与航司直连的Travelfusion或Duffel。也就是说,航司技术能力的跃升,已足以逐步取代GDS作为信息供应者的地位,这才是市场真正忧虑的风险。
海择资本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AI是否会成为航司直销的推手。
GDS的核心价值建立在”多航司内容整合与比较(特别是价格)”。如果消费者对AI的需求在于比价,那GDS仍有生存空间;如果消费者足够信任AI,不再自己比价,需求从”比价导向”变成”推荐导向”,而AI又能获得完整的NDC直连信息,那么AI可以将消费者直接引导至航司自营平台,GDS的信息整合价值也将边缘化。
这样的改变,很可能先在廉航(比如AirAsia、IndiGo、Cebu Pacific…)的短途航线中先行发生。即使在过渡期,AI工具可能同时接入GDS与NDC数据源,而消费者看到的比价信息也不一定来自GDS。随着NDC上线比例的提高,GDS被跳过的情况将逐渐常态化。
关键不是技术,
而是控制权的转移
这场改变不是立即发生,但趋势明确。IATA主导的NDC标准,让航司得以不经GDS便直接销售机票与附加商品。Lufthansa、British Airways等航司,甚至已开始对仍透过GDS售票的旅行社加收附加费,倒逼市场转向NDC。
根据IATA报告,2025年已有超过六成的航司部分采用NDC;而2021年的”产业愿景报告(Airline Retailing: An industry vision for Offers and Orders)”,更预期2025年底,全球NDC渗透率可达30%至40%。虽然目前现实进度稍慢于预期,但时代的巨轮缓慢而坚定地前进。
从信息主导者
到技术搬运工的退位现实
GDS无法阻挡NDC的普及,只能转而选择拥抱NDC生存。目前Sabre与Amadeus的普遍对策,是转型为聚合者(aggregator),成为NDC的技术转接服务商。
过去每张票可能取得超过10美元的佣金,现在转为API接入的技术服务费,单笔收入断崖式下跌。而且GDS不再能控制商品展示与价格排序,从信息的主导者,变为信息流的搬运者,毛利与地位全面下滑。
GDS的“转进”只能走向边缘化吗?Amadeus尝试给出自己的”响应”版本。如果出票佣金拿不到,那就把机票、附加产品、住宿与服务,结合成可堆栈的模块化产品,并且主动协助航司将产品打包贩卖给OTA、TMC与企业客户,毕竟仍然有很多航司缺乏足够的技术力经营平台,GDS公司仍可能借升级为”航空科技运营商”,保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与生态控制力。
代工只能活,平台才能赢
回到Sabre,它目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提供NDC”代工”服务,也不是能接多少航司的NDC”代工”订单,而是还无法证明:在新结构下,它能从NDC赚得比过去更多的钱。
若仍只能依赖票务佣金或API技术服务费,角色将难以翻身。但若能成为能协助航司的”航空科技运营商”,提供”航司需要的附加价值”:协助打包商品、经营企业客户、支持营运科技…。唯有如此,角色与议价能力才能超过传统GDS,在新变局中找到新的需求与新的收入。
关税不是问题,AI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失之桑榆,能否得之东隅,在航司选择越来越多的世界里,GDS到底还能提供多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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