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风暴下的票代：垫资压力大，谁来加快现金释放速度？

【环球旅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来势凶猛，让2020年春节旅游业几乎停摆，大部分旅游从业者却几乎是史无前例、并且手足无措地忙碌着，其中，就有作为夹心层的机票代理人。

“票退不过来。”机票代理人李逍遥（化名）很苦恼。

1月23日晚间，民航局下通知，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民航局要求，自2020年1月24日0时起，此前已购买民航机票的旅客自愿退票的，各航空公司及其客票销售代理机构应免费办理退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紧随民航局的政策步伐，各航空公司及OTA迅速启动机票退改保障措施。仅以携程为例，截至1月30日，携程收到的退改诉求总量达数百万个，相较日常增长近10倍。其中除夕当天迎来退改最高峰，百万级的退改诉求涌来平台。

从除夕开始，李逍遥发动了除湖北籍以外的所有员工应对蜂拥而来的退票。“从来没有遇过这么高密度的退票，上万张订单，加了半个月的班了。”

随着集中退票而产生的，是巨大的垫资压力，这对代理人来说是致命的压力。

李逍遥粗略估算，截止至目前垫资已超千万元，相当于平时每月垫资的数倍以上。这对于一家中小票代而言，相当于过去好几年赚的大部分的钱都垫在这个春节的退票当中，难有更多的资金可供企业开展其他业务来支持运转。

同时，为服务好用户、保证退改效率，李逍遥支付员工三倍的春节加班工资，时不时还要在员工群里发红包鼓舞士气，额外还按退改签成功的单给员工发奖励。再加上各项行政支出，这份成本压力也是李逍遥当下无法下咽的痛苦。

李逍遥的遭遇只是千万票代在刚刚过去的春节的缩影，直到2月10日大部分企业复工，多数票代仍在“无损退票”中挣扎，难以走进正常的生产流程。

当前对票代而言，最重要就是充裕现金流和提升资金周转效率。多位机票代理人希望借环球旅讯向航司建议加快审核代理人退票进程，提高逆向现金流的流动效率；同时也希望民航各关联方能够适当制定特殊时期的弹性政策，与票代共度还在继续的“春劫”。

现金流之苦

唐珏（化名）在票代行业浸淫超过20年。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他，资金沉淀大、行业管理多、重资产、高成本是民航业的基本特点。而票代作为支持民航业快速运转的齿轮之一，无疑也具有这些特点，或者说是弱点。

从资金流向看，民航业从C端用户到B端各个环节的所有资金都有序地按照旅客—中间商（传统票代、OTA等）—航空公司—各服务商（金融机构、管理部门、航油、机场等）的链条流动，产生正向现金流，从而推动自身业务规模增长。由于机票的属性还会存在逆向现金流，那就是退票。

当乘客因客观原因产生非自愿退票时，如恶劣天气或航空公司的原因造成航班延误、取消时,都可以全额退款,只要向原购票机构如机场售票处或购票代理商申请即可。航司受理后,一般会在7-15个工作日内把全额票款直接退还到乘客的账户或购票代理商的账户。

按行业惯例，票代先行支付旅客费用再与航司结算已是常情。即便是在日常，垫资压力就已经将大多数票代卡在“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缝隙中，稍有不慎就会置身资金链断裂的险境。

“当出现如2003年非典、今年新冠疫情时，逆向现金流骤然间出现高于正向现金流时，企业倒闭时的最致命因素就随之而来了。”唐钰如是说。

况且，几乎和环球旅讯交流过的票代都认为，新冠疫情对票代的影响将会远远大于非典，原因有二：其一，非典发生在春节之后，是民航业的传统淡季，恰好避开了春运出行和返程高峰；其二，17年的时间里中国民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从客机数量这一维度来看，中国的航空市场已扩大了将近5倍，国内数十家航司运行着3800余架飞机，而非典期间这一数字大约是660架。

1月23日晚间民航局通知下发后，票代垫资数额直线上升，近段时间来负面情绪正在集体爆发，多家机票代理喊出了“垫不下去”的心酸，包括那些行业地位举足轻重的大代理。

“不仅仅是票代这个行业，企业倒闭中4成以上都是因为现金流。”这是唐钰的经验之谈，但不无道理，“现阶段所有的企业都陷入了随时倒闭的焦虑，所有的企业都在拼命充裕现金流。”

那么，现金流从哪里来？

数天前，唐钰找了几家金融机构，希望得到一些扶持。“第一，票代是因为现金流的逆向造成暂时性经营问题，但是资产肯定是高于负债的，只是需要时间。同时我们呼吁上游机构为了长远发展加速释放现金流。第二，此次疫情的影响短期内远超非典，所以流动性困难对于上游机构的再上游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流动性周期释放现金流帮扶。第三，流量大拿一定要承认减缓现金流逆向付出，承认缓解周期是必须的。”

2月5日，携程向其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旅游度假等领域合作伙伴宣布推出“同袍”计划，投入10亿元合作伙伴支持基金和100亿元额度小微贷款。

在唐钰眼里，10亿元目前对包括票代在内的供应商而言也是杯水车薪，“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矮子中间算高子”。

释放现金流主要还是得从退款完成率来实现。唐钰给环球旅讯算了一笔账，假设每日100万张机票，每张机票1000元，每天70%的退票率一天就是7亿元，10天就是70亿元，“但现在看票代们的情绪，显然70%的退票率还是没有达到的。”

唐钰表示，目前航司在非自愿退票审核基本是人工，“怎么在人员减少，工作量10倍增加的情况下加速？航司是否做过类似的预警或系统来加快审核？”

直到复工之前，李逍遥还不停地向航司建言，希望加快B2B票款的审核、结算进程以降低垫资压力，“不过效果不大。”

李逍遥上千万元的垫款中，八成来自B2B平台票款，B2B票原是现结，“目前三大航的结算进程考虑到假期值班人员较少的情况还算正常；但是中小航司的B2B退款进程确实不如人意，这与他们自身的资金紧张也有关系。”

此外，李逍遥也希望航司能够放宽退票规则来保障旅客和代理人共同权益。据他观察，1月23日、27日晚间民航局分别下发通知，其中27日晚间的通知称开票日期在2020年1月24日0时至2020年1月28日之间旅客所购买乘机日1月28日后的机票，也可以按非自愿全退。但加了个条件，这个阶段出的票（即24日至28日期间）必须在航前取消位置，才能免费退票。

“这两个文件，各家航司解读不一。但旅客通常都会按第一份文件退票，第一个文件没有说提前退位，导致大量投诉。有的OTA、航司官网电话根本打不进和系统登陆困难，还有客人去机场路上到处查岗堵路，导致无法及时退票。”直到今天，李逍遥还是没能从航司那里得到统一的解读。

如果B2B退款不到位，李逍遥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撑多久，他预计疫情带来的影响还会持续3-5个月，“目前计划复工之后的第一要务处理好旅客退票事宜，同时向航司催款；不卖票，等到大部分的B2B票款到位了再生产，预计国内航班的需求月底就能回到相对正常的状态。”

也有票代希望航司、航协在特殊时期先把押金退还票代以助其进行短期的资金周转。

国家文旅部2月5日发布的决定向旅行社暂退部分保证金的通知引起了林月如（化名）的关注。通知明文表示，暂退范围为全国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退标准为现有交纳数额的80%；自通知印发之日起两年内，接受暂退保证金的各旅行社应在2022年2月5日前将本次暂退的保证金如数交还。

“机票代理的困难并不比旅行社小，押金款项也很多。”林月如说。“以航司的B2B押金为例，各大航司收取的标准不一，仅这一项，每家代理向十几家航司缴纳的押金加起来少说也有将近20万。对于现在没有业务收入的票代来说，至少可以解除一些养人工的压力。”

林月如建议：“根据票代的出票业务恢复情况，航司、航协可以设定一个出票阈值来要求票代重新交回押金，否则不允许继续出票，这样可以规避掉一些不守规矩的代理违规开票后跑路的风险。”

林月如还有另一个压力。跟李逍遥的情况完全相反的是，林月如春节期间产生的垫资八成来自BSP票，她的焦虑在这两天达到峰值。“目前垫资已超过百万元，春节没安排员工上班所以只退了一些紧急的票。现在开始复工，新一波的退票潮马上就要来了。”

据林月如透露，整个春节期间的机票业务出少退多，退票业务超过80%。“BSP票款一周两结，然而退票款到了BSP账户后只能抵开票款不能取现，在当前疫情下，相信没有哪家机票代理能有足够出票量套现退票款解决当前必须退款给客户的资金问题。而且短期内出票量也将继续受到疫情影响难以恢复如初。”

如果退票款到了BSP账户之后可以提现填补票代垫资的窟窿，这或许能缓解票代的部分垫资压力。有票代告诉林月如，事实上航协允许票代将BSP账户里的退款提现出来解决眼前的资金周转难题，随后，林月如也收到了相关的款项，这让她对“抗疫”的信心又增强了一些。

开源难，节流也难

在没有开票的状态下、没有现金收入的情况下，票代生存岌岌可危。唐钰决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像他这样每年开票量在50万张左右的中小票代，已经做好了亏损半年的准备，

“想办法掌握现金流、降成本，别把自己放在让别人决定生死的位置。”唐钰表示，“目前除了全力保障退改签之外，我们决定全员全勤计算、不降工资、不减社保，保障好员工，高管减薪50%；降低一切差旅费、招待费、行政采购费用等可暂缓和非必要支出开支。”

不仅是唐钰这样的中小票代，在这一次疫情中，一些大型的老牌票代也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姜明（化名）管理着一家300名员工的票代公司，他向环球旅讯表示：“整个春节期间退票率高达90%，垫资已过亿元，目前疫情真正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压力很大。”

像姜明这样年营业额数十亿元的大代理，在开票量几乎没有而退票还在持续进行的阶段，其成本压力不言而喻。

“上海政府已经有了政策，比如租金的减免、企业员工最低工资保障等举措，但是落地需要时间。而有一些政策是说缓交而不是减免，这是治标不治本，缓交最后也还是要交。而且对票代来说，现在的疫情影响没有大半年可能缓不过来。保守估计也要亏上数千万元。”姜明很焦虑，几乎每说一句话，他都要在句末说一句，“压力很大。”

光是交给中航信的配置费，姜明一个月就需要支出超过30万元，还不包含IBE接口流量费，“一年下来光给中航信的成本支出，就达到了400万元。”

李逍遥给环球旅讯算了一笔账，中航信的配置费是按人头处理，每个地区的收费差异，一般一个配置500-1000元不等，“公司员工百余人，每个月约十来万的固定成本。”

而在唐钰的账上，中航信配置费约占了公司行政支出的6%，仅次于税收，“每家公司的比例会因运营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在多个票代交流的微信群里，几乎所有的票代都希望航信在特殊时期能够出台相应的政策与票代共进退，比如接下来三个月的配置费免收、再往后三个月的配置费减半征收。

也有票代已经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建议，但得到“关于配置费用的减免需要向各地的凯亚提出申请，航信只是凯亚股东”的回复。

姜明表示，航信在特殊时期免收配置费已经有先例。“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航信暂停收取票代近半年的配置费，感觉当时应该是全国范围内都是免掉的，而且航信的反应很快。这一次疫情对票代的冲击要远大于非典，希望航信能够帮助票代们渡过难关。”

但姜明也考虑到目前航信还未有通知的难处，“这次疫情对民航业的冲击是突然爆发，而2003年非典是缓慢爆发，相应的政策需要时间反应。”

也有票代担心，现阶段的资金困难会引发行业再次洗牌。

唐钰并不认同疫情会使行业再遭洗牌的说法。“洗牌早就发生了，我们客观看票代这个行业。代理商的票款只有押金的70%～90%，其他都是现金支出，请问只要不出现集中退票，谁会出现风险？动机是什么？洗牌的洗的是什么？”

唐钰表示，能在提直降代和代理费降低中活到现在的票代都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目前疫情造成的是流动性困难，并不是经营问题。所以只要呼吁能形成共鸣，促使行业相关部门发生变化，就能协同跨越短期的困难。

几乎所有的旅游人都在期待疫情过后出现“报复性反弹”，票代也不例外。2月10日，国内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复工，从航班管家的数据来看，国内航班需求小幅回升，国际航班仍然处于需求冰点状态。

但是太阳照常升起，票代们也陆续返岗。票代们都清楚接下来半年必然要过苦日子，但熬过去就会有春暖花开。